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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分类】 经济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页码】 819
【内容】法宝引证码CLI.A.1212424    
  
  【概况】2014年,经济法学在经济法基础理论、政策建议、案例实务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财税法、金融法和反垄断法领域,研究非常活跃。2014年4月3日,由同济大学、康斯坦茨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联合举办的“2014同济中德经济法论坛经济法的最新发展”在同济大学召开。2014年4月26—27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院创办、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江西省上饶市政法委协办的第十五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召开。2014年6月14日,第九届中国经济法治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经济法治”。2014年9月28日,由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省经济法学研究会承办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第二十二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经济法”。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方向,有学者认为,应当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将限权与放权相结合,改变立法思路、结构和内容,推动简政放权。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应让位于市场机制,作为补充性和最后手段性的机制而存在。有学者认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应当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二是如何构建平等对待非国有经济(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应当从“权力干预”转变为“法律调整”,逐步剔除国家主义倾向。
  经济法的法治思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治思维既要考虑整体设计未来经济法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还要明确设计实现经济法治战略目标的具体过程以及行动路径;既要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科学地规划与安排未来经济法治的实施内容和步骤,又要考虑经济法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际水平,从实际出发;不仅经济法治战略目标、战略措施以及各项战略安排本身应具有创新性,经济法律各项制度也需要具有创新性。
  【本体论】有学者认为构建经济法法理学体系,需要从经济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出发,以“主体—行为—责任”范式框架为基本路径,注重经济法理论从“法外之理”向“法内之理”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度关注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法所应该遵循的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初本质。有学者认为,应摒弃对法律调整对象理论这一路径的依赖,回归基本历史事实,系统地以产生时期、理论前提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功效的不同划分法律部门。
  【价值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自诞生起就站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也体现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
  【规范论】经济法主体。有学者认为,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体现经济结构调节的法律理念与制度设计必须有别于传统法;而把复杂的“经济结构利益关系”纳入自己的调整对象范畴,就必须重新剥离和抽象出某些具有共性的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和市场内生型行业协会,但是这两类行业协会都面临定位不清甚至“合法性危机”,要公开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分类指导与扶持政策、完善内部治理机构、加强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以解决行业协会的体制障碍。
  经济法行为。有学者认为,以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为导向提升公共规制的有效性,可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公共规制的稳定性品格、保证制度的制定和解释能为市场主体所理解、提高公共规制的经济绩效和公平相容性、重视激励型规制。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利益冲突已经从单纯的个体冲突发展到整体的结构冲突,经济法应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关系稳定,协调分配经济结构利益,由微观市场行为规制为中心向宏观经济结构调控为中心转变。
  【运行论】有学者认为,集团性公益诉讼属于社会实施,因为集团性公益诉讼与单独或者共同诉讼在诉讼主体、主观动机、前提等方面均存在着本质区别。有学者认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改革决定”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的形成和制度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理】有学者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具体的完善对策包括制定《宏观调控法》、《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有资产法》,完善《预算法》、《对外贸易法》,加强宏观调控法制的实施。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学者认为,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调控行为和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客观依据,应将运用财政手段、税收手段、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赋予具有代议性的立法机关;将运用货币手段和外汇买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配置给中央政府所属或独立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所享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将委托给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收回,并给地方政府配置独立的发行地方政府债的权力。
  宏观调控责任规制。有学者认为,目前宏观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立法存在欠缺,应当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予以追究,规范追究主体的权限及追究程序,并强调司法机关的地位,允许司法机关通过审判追究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财政法与税收法】财税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财政是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只有把财政问题上升到这个综合性极强的理论高度,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构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有学者认为,财税法治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因而也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设税权回归全国人大与预算权合理配置则是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两大焦点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有学者认为,如果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规范事权分配等改革措施能够全部兑现,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法律分权为依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补充的“财政联邦主义”中国新模式或在将今后的财政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有学者认为,现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有学者认为,财税体制改革应当遵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规律;遵循自然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遵循市场货币流通规律;服务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财税职能作用的发挥;选择三段式路径,参与和支持其他相关改革。有学者认为,财税改革、财税法制建设应当从公共财税、法治财税、民主财税这三方面进行。有学者认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点在于建立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财税制度,并确保其法治化运行。需要确立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理念并关注民生财政、均衡税制和正当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有学者认为,财政民主的权利构造要围绕国家财政权的行使以实现公民的财政利益和公共财政利益。
  财政法治化。有学者认为,为了实现财政法定,首先应当明确人大的财政收入立法权、预算监督权和财政收支划分权,逐步建立起健全的财政法律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财政法定原则入宪。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民生财政作为我国财政法治化的阶段性目标。
  地方债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有学者认为,为了破解目前的地方债危局,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动用存量资产,变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但从长远来看,必须用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围绕地方政府债券引入政府资产负债表和信用评级制度,并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整。有学者认为,目前暂不宜放开地方发债权,而应优先明确事权,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行地方财源建设。
  预算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预算法的制度框架之下,形式意义的预算法定面临失灵的困境,应当建立实质意义的预算法定,放松对预算执行者具体支配资金的行为约束,拓宽预算事前授权的范围,并将规制重心转移至预算资金使用的重大变动、预算执行过程以及影响预算执行的外部因素。有学者认为,中国预算法的实施可以包括三条路径:一是政治化路径,二是社会化路径,三是司法化路径。有学者认为,我国政府财政收支未完全纳入预算、预算审查流于形式等问题尚普遍存在,因此应当建立全口径预算。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预算审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当完善人大对政府预算全方位审查监督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修订《预算法》的立法宗旨;细化有关预算编制的全面性、完整性的规定,充实和加强预算编制部门;完善人大对预决算实质审查规定的相关配套制度;引入公民参与预算,强化公民对政府公共收支的社会监督以及对人大履职的再监督;补充和完善预算法律责任规定;加快财政、预算、税收等财税立法步伐,提高立法层次。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明晰预算审批权的法律属性,设定预算审批权的权限范围,确定预算审批权审查对象且构建预算审批程序规则。有学者认为,预算调整的规范性质应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向“预算执行变更”的升级,规范对象应根据执行变更的实情来合理规定预算调整事项。
  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有学者认为,要紧扣国家改革推进政策,紧密结合国情,科学界定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此基础上采取完善立法、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公众参与等多种措施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体制度。有学者认为,应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完善政府性基金:从实体方面,政府性基金的设立需要满足设立法定与授权明确原则、比例原则及法律地位对等原则;从程序方面上,应建立包含特定社会群体、政府和专家共同参与的三方参与机制。有学者认为,政府投融资体制有必要从推进政府投融资立法、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拓展政府融资渠道以及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面进行治道变革。
  有学认为,环境财政创新不仅仅要引入新的财政工具,也要考虑每一种财政工具的合法性,从其法律特性方面厘定彼此界限。有学者认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面临着很多制度困境,应当合理确定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支出方向及预算规模;规范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程序;构建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机制。有学者认为,美国《2013年合并与持续拨款法案》第516条款采取来源地标准对中国信息技术系统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对中国信息技术系统的风险评估缺乏明确的定位,构成了对中国的实质性歧视。这违背了技术中立的基本要求。实际上,政府IT采购中的国家安全要素不能作为无端排除有效竞争的借口,而标准化应作为提升信息安全审查公信力的方法。
  有学者认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当提请立法机关收回税收立法授权,妥善处理已有的授权立法并警惕税收行政立法的变相扩充。当然,还需注重该原则与量能课税、实质课税、禁止溯及既往、契约自由等原则的协调。该学者还认为,现代财税制度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从形式层面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平等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原则内容丰富,让财税立足于规则之治,以此限制权力的恣意妄为。从实质层面看,财税应追求正义,通过限制元权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权利底线,实现宪法对财税的最高统治。
  税权配置。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以人为本的税权平衡观,建立税权入宪、税收法定、税收公平、预算监督等机制,以实现税权平衡。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重新选择地方税税种,按照“系统性、整性、协同性”相结合的改革要求,构建多税种相配合的复合地方主体税种体系;附约束条件地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并明确与完善其税收征管权,从而构建地方税体系。
  个税、企税等问题。有学者认为,附加福利课税问题已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瓶颈,可以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附加福利的概念,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目,并配套完善附加福利的征管制度。有学者认为,低税率和少管制是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采取放宽跨国性企业重组、完善企业重组中的反避税政策、整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简化和优化税制等措施。
  税收优惠政策。有学者认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偏离作为税收优惠重要参考的量能课税原则还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征管和纳税人保护。有学者认为,在审查国家征税的宪法正当性时,应当区分引导税、再分配税和财政性税收。通常情况下,财产税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程度要大于所得税和流转税。有学者认为,应当规范税收授权立法构建公众参与制度,重视纳税人的表意行为,完善纳税人权利体系,保障纳税人的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建立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可以保持纳税人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建立起授权立法的内部制约机制,从而充分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有学者认为,在坚持“以票控税”的前提下,强调对资金流和支付平台的监控,重视涉税信息第三方平台和涉税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能较好地消解新经济时代征纳信息不对称现象,为新经济时代税收征管方式的转向提供进路。
  房产税改革。有学者指出,房产税改革应当以全国人大制定《房产税法》的方式推进税制改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有学者认为,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可分解为五个维度,即征税正当,定税正当,管税正当,用税正当,程序正当。
  【金融法】金融法的定位。有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法制和金融法学研究需要结合信息化、全球化、社会转型和市场深化等时代特征,树立与时俱进与制度创新、全球观念与国际视野、发展使命与社会担当、市场意识与适度干预的时代品格,来完成其变革与进化。有学者认为,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法学研究须及时回应改革诉求,完成政策法律化、原则规则化,实现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从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促进金融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金融监管体制。有学者认为,建立我国的宏观审慎监测制度,需要重点解决宏观审慎监测主体不明、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内容空缺以及协调规则与技术相结合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在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目标和具体职权,确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有学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下的统一性监管体是一个逆法治的问题,应当重新重视微观审慎监管的价值。
  金融监管措施。有学者认为,金融监管措施虽然不是行政法上任何一种定型化的行为类型,但也应遵守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符合比例原则,给予当事人听证的机会。有学者认为,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的原因在于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权力监管模式下监管机关的粗放型制度供给以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化。应当引入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理念和问责机制,将金融监管由权力监管向市场化监管转变,并合理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市场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的建设问题。有学者认为,为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严重的负面效果,一个由政府行政权力主导的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是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下中国应当建立起一套能够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目标相配套的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
  金融消费者保护。有学者认为,应授权监管者依据市场情势变更调整专业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采用动态类型化的概念界定方式,实现对弱势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和金融安全等价值目标。有学者认为,我国应重视授予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权力,着力构筑统一的金融产品销售规则,明确扩大金融安全网适用对象的同时,建立显性的、规范化制度。
  有学者认为,应尽快制定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配套法律、法规,提高对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重视程度,建立、完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组织机构与协调机制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激励机制。
  有学者认为,货币发行权的失范与滥用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宪法根源,为货币发行“立宪”则是应当积极规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路径。
  有学者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存款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所有不符合当时有效的存期和利率强制性规定的超长期存款合同均应视为部分无效,并根据存款时合法有效的最长存期进行转换并按照相应利率标准支付利息。
  民营银行发展。有学者认为,支持民营银行发展,应当从法律制度上明确投资股东甄选机制,提高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门檻,构建合理的股权构架,严格规制关联贷款,引进民营银行股东加重责任,构建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等配套制度,并尽快出台专门立法。有学者认为,重构村镇银行设立法律制度,应倡导私法自治,兼顾政府适当干预,平等对待所有出资人以彰显公平正义,修正村镇银行设立法律规范和构建相关配套制度。
  农村合作金融。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信用社陷于存续危机,可以借鉴域外农村信用社立法先行、利益交换与民主管理等公私合作经验,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确立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法律地位,应赋予农村信用社对治理形式的选择权利,设定政府的法定义务,实现公私合作。有学者认为,对于合作金融行业组织的模式,我国既要选择能满足行业组织成员自由选择需求和行业组织整体能力积聚需求的混合结构模式,又要在行业组织的具体组织形式上选择合作制组织形式,并由法律对这两种模式进行重构;对于合作金融行业组织制度,法律重构的重心主要在于对合作金融行业组织的设立、成员加入与退出、代表产生和多票权等制度进行设计。
  民间金融。有学者认为,对民间借贷的规制方向应当是适度阳光化,监管方式则应以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自律监管和社群内自我监督为主,以正规监管为辅,以有效发挥民间借贷自身优势,防范和化解风险。有学者认为,规制企业间借贷,需要梳理现有法规,统一司法标准;区分资金来源,进行主体规制;完善配套制度,实现金融市场化;创新裁判理念,改进“高利”认定。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从影子银行的脱媒性和表外性入手,针对信息失灵、代理失灵和监管失灵,采取以下对策:渐进解决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系统性风险问题;适度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培育并健全公司债券市场;构建包容民间资金的金融体系;有效处理中小企业不良贷款;鼓励地方性治疗措施和试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研究应当尊重民间金融的多样化发展规律并形成合力,重视民间金融的法学视角及民间金融事件大样本研究。
  互联网金融。有学者认为,“金融特许制”和“强制信息披露”这两大传统监管工具无法对互联网金融发挥有效作用,将导致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出现结构错位,削弱监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因此,应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完善网络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专业化监管模式,协调监管和创新,实现跨境合作的立法监管。有学者分析了网络信贷的业务特点和风险,提出了规制网贷风险的建议。有学者认为,应当以行政监管和刑法规制相结合的手段对互联网金融活动进行法律监管。有学者认为,以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活动有其必要性,但应保持一定的限度,以免阻碍创新。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学者认为,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的权力会发生相应的结构性重整,其实质审核权减少,但仍会部分行使IPO的商业判断权。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限量发行的审核制是造成证券市场供需失衡、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证券发行的注册制改革应依循渐进式路径。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转向多元化的分权监管,强化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但慎用基于价值判断的否决权,同时适当运用自由裁量权,避免僵化执法。
  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交易所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公司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同时,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历史演变及现代革新值得我们深思、借鉴。
  有学者认为,证券登记结算制度应当建立在无纸化的法理基础之上,证券权利的公示方式应由证券实物的占有和交付转变为证券权利的登记和登记变更,增加证券质押登记,以“直接登记,中央结算”为原则,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章及相关法规,重构证券登记结算制度。
  证券异常交易处置。有学者认为,未来的证券错误交易撤销立法应该赋予交易所在处置证券异常交易方面更大的自治空间,重点关注撤销的程序与撤销的效力两个方面,包括错误交易的认定、撤销请求的条件、被撤销交易的效力及其救济等。有学者从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出发,结合“利用未公开信息”以及对冲止损的相关问题,对光大异常交易事件及其对冲减亏交易的定性、信息披露与抗辩等进行法理分析和逻辑推演。
  内幕交易。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主体立法应以“信息平等理论”为基础、以“(任何)知情人”为统一立法用语、以“行为识别主义”为实践导向和主体类型化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应据此做出修改。有学者认为,投资者“代理人”责任规则不健全、证券欺诈救济机制不完善是我国证券欺诈案件中个人投资者救济难的原因。我国证券欺诈赔偿责任机制的完善应贯彻不当获利返还原则,建立起责任来源与赔偿机制的关联,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完善公司治理规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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